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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侄以为，如今国家多难之秋，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、就是要围堵流贼，确实该法外加税。而征收厘金，是让本地人安心、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。
小侄也知道，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，会落下天下骂名，被士林豪绅唾弃。但苟利我大明江山，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，何况区区荣辱！”
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，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。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。
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，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，内容无需再赘述。
张国维老成持重，大致听完后，不住地以手捋髯，思索许久，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、大而化之的问题：
“贤侄，你以为，我大明以田赋立国，不重商税，这个基调可曾有错？”
这个问题很敏感，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。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，还是崇祯十四年。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，也反思得差不多了。
此刻旁边只有几个女人，也不会搬弄是非，评论一下也无妨，就算被锦衣卫听到其实也没事。
沈树人想了想，很有担当地说：
“小侄虽然才疏学浅，却也略读史书。愚以为，一部十九史，每朝每代，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时，都会矫枉过正，宁枉勿纵，往往出于恐惧而不加详细分析。
我大明重农抑商，反对商税繁冗，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训。但殊不知蒙元盘剥之重，主要是因为他们隳突中原名城、拆除城墙，变良田为草场，重商毁农，才至于此。
如果商农并重，且以商税维持朝廷相当开支，如前宋之世，百姓生计自能俨然。有宋三百二十年，可曾有流贼能成如今燎原之势？宋之亡，终究亡于外敌，而对百姓始终能控制，最后崖山能有十余万人赴义，不亦可叹。
我大明本该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训，模仿宋人治民理财之善政。却因为蒙元也重商、太祖又不读书，最后矫枉过正，唉。”
张国维也是跟筹款工作和户部打了多年交道，沈树人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，他还是听得出来的。
不过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文人，他对沈树人话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桑弘羊王安石倾向，还是略微有些警觉——
这已经不只是“张居正倾向”了，如果仅仅是支持张居正，在如今这世道也还好说。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，也没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。
张国维反复捻着胡子，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冷厉，拿出反对重商主义者最持重的态度，认真问道：
“看来，贤侄觉得，前宋之法，如果不遇到外敌，是可以实现让百姓长治久安、不会改朝换代的了？可是商人重利，一味放纵，只会导致利滚利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。
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历朝历代教训，还不够深刻么？以宋之能，纵然理财过于本朝，也未必能得长久。”
沈树人笑了：“我没说宋一定能做到‘没有外敌就不会灭亡’，但是至少能比重农抑商的王朝反而缓解土地兼并的速度。
土地兼并，只是贫富分化的结果，不是重商的结果。天下钱财都是逐利的，有余钱就想钱生钱，自古皆然。如果抑了商，钱生钱的欲望只会全部堆积到土地上，所有钱都用来炒作田亩，穷人遇到灾害就更容易失地了。
如果不抑商，如果允许钱往那些比囤积农田赚头更大的地方投，敢于冒险的人自然会被冲昏头脑，一拥而上。
田产之利虽低，但持有田产者，只要能有功名、投献免税，那拿田就是无本生意，只进不出，永远不会亏本。利润再低，也架不住数百年的‘复利’，最后贫富差距只会更大。
而天下别的生意，纵然利益再高，风险却比买田高得多，有赚也有赔，经商还不能靠功名投献免税，赚的时候交了高税，赔的时候朝廷也不会退税，长此以往，反而贫富分化没那么快。
不知世伯有没有看过宋人的笔记，前宋时开封房价动辄数千贯数万贯，都不用是什么豪宅，只是简单的一两进小院，这价钱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贵了何止十倍？
但是，前宋开封那些奢靡之物、商铺房舍再贵，却坑不到普通贫民，贫民只要不想去开封，愿意在老家安贫乐道，还是活得下去的。
重商，收高商税最大的好处，便是把天下的冒险家聚拢到一起，诱之以巨利，让他们自相图害，能者上、庸者返贫，免得他们连种地的几成小利都不放过，那才叫真正的与民争利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