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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”，始终被看作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。但这样一位商业精英，能够获得外国朋友的尊敬，在中国却难以获得应有的尊重。
商人，在中国传统社会身处士、农、工、商“四民”之末，尽管他们发财之后也可以花钱捐官戴上“红顶子”，但实际上命运还是不由自己掌控的。十三行商人的破产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商业利润被官方抽空。
在官方看来，行商是一块肥肉，可以随便找个理由甚至制造理由罚款。一旦发现外商违反规定，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50倍甚至100倍货税的罚款。比如1800年，怡和行承保的一艘东印度公司商船“休?英格利斯”号，船上会计员私人的物品(两对表)因放入铁箱保管，未及取出而被携带上岸，海关官吏认为其偷税漏税，怡和行提出缴付180银元了事，结果被海关罚税50倍。另一位行商则更惨，其承保的“西里塞斯特”号被怀疑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，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，每匹羽税原税银为14两，48匹共需缴税672两，罚款高达67200银元。
官方还动辄要求行商捐献财产，如遇到战争、水旱灾害或皇帝生日，行商要主动捐款，时称“捐输”或“报效”。据统计，1773—1835年间，见于官方档案材料记载的行商向朝廷捐款就达508.5万两银子，实际捐数当远不止此数。有些材料给伍氏捐款算了一笔账，说：“计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，捐输为海内冠”。千万不过是个约数，不可坐实，但以百万计则无可怀疑，如仅1833年一年，怡和行捐款据说就达50万两。
行商们还经常受到官吏个人的勒索，稍不遂意，大祸立至。伍氏曾被比喻成“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”或“肥羊”。行商中的另一成功者潘氏则说：“宁为一只狗，不为行商首。”行商的资格获得有时候也不是完全自愿的，一旦入了行就不能退出。伍秉鉴要求退休而不得，花了90万银元的代价才将位置改由他儿子顶替，但官方仍要他负担所有行商一切的责任，他又表示愿意捐献2600万银元中的80%给官方以求安享余下的20%财富仍不可得。
除了大清官方，外国人也不是善碴。大清官方让行商代为“管理”外国商人，但外国商人与行商不过是贸易伙伴，哪里受其管制？由于大清帝国的外贸制度不合现代国际贸易要求，外国商人一直反对和抗议，行商就成了风箱中的老鼠，两头受气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，伍秉鉴曾经想充当调停人，避免战祸的发生。但是盛怒的林则徐大人是不会听从他的建议的。作为行商之首，他的继承人、儿子伍绍荣被逮捕人狱，他则被套上锁链，押往大鸦片贩子颠地创办的宝顺洋行，成为催促颠地接受传讯的筹码，林则徐扬言，如果颠地拒绝前往，伍秉鉴将被处死。颠地则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置这种威胁于不顾。
鸦片战争，也是伍氏破财之时。1841年5月，清军战败，被迫向英军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(羊城)费，伍氏交了110万元。《金陵条约》签订，要求赔款2100万银元，其中300万是商欠，伍氏交了100万元。在民族危难之际，伍氏作为富人，即便出多少钱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，毕竟国家、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，何况伍氏有那样的财力。
但是，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即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，商人不过是官吏敛财的对象，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是完全没有保障的，个人尊严就更不用说了，这样的社会，对商人是否公平？对国家、民族是否有利？
对于商人伍秉鉴来说，既然无法改变现实，逃避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耄耋之年的伍秉鉴看来已经看透了世局，所以他想到了移居美利坚。伍秉鉴信中流露的心态，学者陈国栋的评论是恰当的：“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(浩官是伍氏怡和行的商名)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，对整个华夏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。”(未完待续。)